“愤青”的调查数据分析

元旦假期结束，各位都收心了吧，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当中了吧。

因为打算写一本给妈妈们看的工具书，这段时间我是一口气看了很多篇学术论文。有些内容很有趣，挑出来当话题，或者截取片段给大家看。

从去年四月开始有这个公众号，可能就一两天没发，不管是原创还是转载，累积下来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么长的时间，我基本上摸透了各位爱看什么不爱看什么。今年，2016年，咱就转变一下思路，投大家所好，一篇文章不能太追求有理有据、论证完善，那样的文章一写就短不了，大家看起来也太累。要是真需要就一个问题讲讲清楚，您就给我留言，我做专题来写。

我最近在查小学高年级的课外读物的特点，我主要是看调查报告，有数据支持的那种，直接谈观点的我就不看了，微信时代从来不缺观点。今天的内容（话题）来自一篇学术文章，题目是《“新媒体时代”小学生最喜欢阅读哪类课外书--小学生课外阅读调查研究之六 》，2007年的文章，发表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上，作者是汕头教育学院中文系的郑惠生。

2007年到现在快10年了，不会过时吗？不会的，有很多事情短期内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是教育的特点，也是人性的特点。

郑惠生调查了汕头地区5所小学的641名六年级的学生，调查研究的内容:是“ 小学生课外喜欢阅读哪些类型的书籍?”

问卷的设计是提出两个封闭式的问题:一、你最喜欢读的课外书是什么样的? (偏重于形式的调查, 单项选择)二、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籍? (偏重于内容的调查, 多项选择)

具体的统计我就不说了，大家不爱看。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作者的感慨很多，不是瞎感慨哦，都是有出处的。正文内容只有6页，正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却长达3页，有74条之多。

我挑些片段给大家看看吧：

片段1

有一则报道说:“ 相同年龄美国儿童所阅读的书籍是中国儿童的60 倍。”这个报道表面上好像有些夸张, 但从当下中国多数学生的读书目的来看, 则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

片段2

小学语文教育专家李伯棠写道:“要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必须走大量阅读的道路。”然而,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持诸如此类看法的人在今日之现实中并不多, 至于真正将其付诸实践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片段3

资深出版人朱明钰就这样写道:“ 每天一睁开眼睛, 电波、影视形象、广告、报纸、手机信息、网络信息就会向我们扑来, 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 它通过耳膜、眼帘把大量的东西硬塞给你。所以我们每天接收到的知识量远远超过以前。虽然读书少了, 但人们获得的知识、信息反呈几何级数增长。”信息与知识真的如这位资深出版人所说的是“ 一回事” 么? 如果是, 在新媒体时代, 有效的知识增长与读书或多读书当然也就没多大的关系, 然而, 答案却是否定的! 且不说在通常的情况下知识越多越好而信息过多反而有害--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就说道:“ 信息会消耗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 过量的信息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德国教育心理学教授海纳特博士也同样指出:“ 要保护自己免受信息泛滥的干扰… …无穷无尽的信息使深刻的思维化为乌有。”就说适量的信息, 也与知识有天壤之别。翻译家杨武能说除“ 1812 年和1815 年出版” 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德语《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之外,“ 根本不存在什么` 原版格林童话' ” , 然而, 单单在“谷歌” 上能搜索到的有关“ 格林童话原版” 或“ 原版格林童话” 的帖子就达到7 万多条。仅这一例, 就可看出知识与信息的区别主要在哪。进而言之, 就连老出版人都把“ 易得的信息” 当成“ 难得的知识” , 把“ 当代的知识爆炸” 看成“ 个体的知识增长” , 更别说是一般的人在此问题上会如何容易地产生出什么乖谬的念头了。

片段4

第三种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是“ 不同文化种类价值无高低” 的观念。如否定“ 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 , 就是此种观念的一个典型。在“多元文化+价值无差别” 论调流行的背景下, 一些教育从业者不是产生了“ 价值迷失感” 就是放弃了理应坚持的价值立场。如此情形, 不可能不影响到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价值取向。应该说, 新媒体时代小学生们喜欢明星趣事、鬼故事、魔幻小说等胜于喜欢科普知识、儿童小说、儿童诗等,是有“ 价值无高低” 论调及其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一份“ 功劳”的。

片段5

日本出版界的活跃人士井狩春男写道:“ 书的` 好坏' , 是由拿钱出来把书一本本从书店买走的读者决定的。购书者的总人数就是那本书的评价。”只要是购书和读书的行家, 都知道此话的荒谬在哪;不过, 它却有意无意地道出了当下图书行业的真相-- 拼命迎合大众市场需求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实际上, 早在16 世纪末, “ 出版商、书商不再关切赞助学界之事, 而只是在找寻能保证好卖的书籍” 就已经开始, 只不过这样的情况近一二十年来尤为明显突出罢了。在法律制度远非健全的背景下, 图书行业商业化日渐加剧, 必定使真正有质量的书越来越难以出版, 而伪劣假冒之书却更易于大行其道。就拿全国33 家少儿出版社每年出版的1 万多种少儿读物来说吧, 其中四成左右为“ 克隆” 产品, 不但包括一版再版的名著、童话、成语等类书籍, 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属于相互模仿甚至题材、主题重复的缺乏新意的儿童文学作品。再拿小学生们多数不喜欢但却常常不得不“ 拜读” 因而也是许多出版社垂涎三尺的“ 助学、教辅书” 来说。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中国就有了出于利益驱动的“ 教辅大战” ,“ 教育口的同志反对出版社滥出教辅读物, 自己也在滥出教辅读物, 省里的出, 市里的出, 县里的也出, 各地教育部门向出版社展开了` 全面进攻' 。他们编写了教辅读物, 不再给出版社出版, 而是从出版社买书号自己出版, 自己组织发行”。时至今日, 这场“ 教辅大战” 仍在进行, 只是因各方的利益相对均衡而变得稍“ 斯文” 一些罢了。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专项调查, 2005 年出版的中小学教辅读物, 不合格的有64 种, 占抽查总数的8 .1%。另外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随机抽查的结果, 51 种教辅出版物中不合格的高达41%, 而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2006 年抽检的结果则显示出, 不合格教辅读物30 种, 占被抽检总数的44 .78%。至于约占教辅图书市场13%左右的作文教学辅导书, 除“ 选文过多或太随意”等问题之外, 还出现了大量的假冒“ 满分作文” 。从常理上讲, 辞书应比一般的教辅书可靠得多。已有80 岁高龄的翻译家高莽就说过这样的话:“藏书中最常用的是各类百科、字典和工具书。几十年来, 我认识到只有这类书不骗人, 也不让你头脑发热。” 可是, 这样正确的想法好像已经完全过时, 在经济利益几乎是通行无阻的今天, 辞书出版中的假冒伪劣现象并不少见。其中, 最为典型的事例, 一个是曾先后两次被“ 集体性批评” 的由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和《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等 ;另一个则是商务版的辞书经常被仿盗, 据商务印书馆营销策划部负责人介绍:“ 现在商务每销售一本名牌工具书, 就有两本相应的盗版辞书被读者购买。”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图书, 读了还不如不读。

片段6

小学语文教学若要不出现加拿大教育哲学家克里夫·贝克所批评的情况--“ 过分强调实用性的读写能力” 而“ 忽视文学独特审美功能”。其承担者就不仅应该具备一般的语言修养和文学修养, 而且还应该掌握最基本的儿童文学知识, 并有较为扎实的儿童文学作品阅读基础。然而, 现实中的小学语文教师远非如此。据曹文英对河北邢台地区一市四县589位小学语文教师的调查结果, 任教前后系统学过儿童文学知识的教师只占13% 。尽管造成当前小学语文教师普遍欠缺儿童文学修养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但师范生培养和小学师资培训中存在着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台湾, “所有的小学教师都修儿童文学课… … 都非常熟悉儿童文学” , 可在中国大陆, 100 多所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的儿童文学专业教师还不到30 位。只要是联想到上述的这些情况, 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城乡小学生读被曹文轩教授看作是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的儿童文学, 还不如喜欢读一般书籍的一部分原因。再拿“ 科普知识” 来说, 要让学生喜欢上它, 教师自己首先必须喜欢, 并有不低于学生的科技素养, 可是, 现实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据上海20世纪90 年代末一项针对8 000 余名师生的调查, 中学教师的科技测试成绩比市重点中学学生低了5 %, 而小学教师的科技素养之低更是令人震惊 。

片段7

由上面仍有不少遗漏的论述中可知, 要解决好小学生课外阅读问题, 不能单从某个方面入手, 而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来加以治理。诚如文森特·帕里罗等人所言:“ 有些教育问题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如果社会结构本身不发生变化, 这些问题就无法克服。其他问题更易于处理, 但是仍然需要官僚机构的改变, 以及教育体制承担更多的责任, 充分发挥其效力。”倘若想让孩子们真正地热爱上读书并多读值得一读的书, 那么, 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在很多很多的事上先做好。